六次去北京证实法的经历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八日】我是一九九八年法轮大法的，今年八十二岁。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我在修炼的路上一直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我讲一下自己当年六次去北京证实法的经历。

（一）

我第一次進京，是在二零零零年的冬天。我看到同修们都去北京证实法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也想去。我这个年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，深知中共邪党的邪恶，心里怕，不敢去。

我经常流泪，心灵深处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应该去证实大法，于是我决定進京。我给孩子留下一封信，说：“你母亲养育你们含辛茹苦的，不容易，一定要照顾、孝敬好你们的母亲。”我带着还没有完全去掉的怕心，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

到北京后，我直达天安门广场，正是中午时分，到处是警察和便衣，气氛很恐怖、压抑。因为每天都有众多大法弟子到天安门为师父喊冤，我已经没有了怕，一心想证实法。我就坚定的站立在金水桥上，发自内心的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

我被警察绑架，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，满院子都是被抓的同修，当时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纷纷来北京证实法。这里装不下，同修就被一车一车的送走。

我被送到密云县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这里的同修都坐在地上，一个一个的被警察带走。我被一个年轻警察带到一个屋里，门开着。他把我的棉衣和内衣都扒下，光着上身坐在地上。警察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腿前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两只脚踩在我的两个膝盖上，手里拿着电棍问我：“你是哪来的？”我不说，他就用电棍不断的电我的脸和上身。我还不说，他们就接着电。电棍的电用完了，就充电接着继续电，反反复复不知过了多久。我的身体象瘫痪了一样，但头脑非常清醒。

進来一个警察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电我的警察说：“啥也不说。”因为没达到他们的目地，时间也太晚了，警察把我送到看守所，看守所不收，又把我送到拘留所，这里也被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。我冻的浑身发抖，同修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盖上。说出地址的同修都被当地住北京办事处的人接走了。

有个新疆同修说：“我回去看孩子，叫我妻子也来北京证实法。”还有个同修经济很困难，另一个同修给了他二百元钱。大法弟子就象一家人一样，相互帮助。这里每天都不断的有很多同修被送進来送出去。

警察用车把我们没报地址的人送到密云火车站，叫我们自己走。我请大家在车站吃了顿便饭，哈尔滨同修给每个人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，到北京我们就分手了。

（二）

二零零一年迫害还在继续，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。这次我在天安门门洞里双手举起头顶抱轮，喊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这时是中午十一点多。我又被绑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，走廊有一排椅子，强迫我坐在椅子上，两臂水平式的被铐在椅子上。斜对面是警察办公室，门开着，警察坐在办公桌后喝着茶水。当时我想：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就得证实法；我是修大法的，我就得证实法；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，我就得证实法；我没有错。我脑子里一直这样想着，一直到警察给我打开手铐，已是晚上七点多了。

警察把喝剩的茶水用力泼到我身上，我随他進了办公室。我想这要把我往哪里送呢？警察对我说：“回去再别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警察让我走了。晚上八点多，我顺利的坐上了回家的列车。

（三）

二零零一年我从北京回来后，女儿（同修）也想去北京证实法。我们父女俩再一次踏上了進京的列车。女儿到北京后，在天安门门洞处证实了大法。这回我买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，经过安检顺利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我又一次高喊出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警察抓我时笑着说：“这老爷子，花钱上城楼上来喊。”

我被关到警车里，警车停在天安门广场。我看到了女儿，又不能说话，只好背对车窗。我心里说：“赶快离开。”也不知道女儿啥时走的。

后来我被非法关到石景山区，监室里的人问：“啥事進来的？”我说：“炼法轮功。”有人随口说：“也就是七天、八天的就出去了。”我绝食反迫害。在绝食期间，警察叫人按着给我打点滴。到了第七天，警察用车将我送到北京火车站，并给我买了火车票，车开了以后，警察才离开。

（四）

二零零二年，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在天安门广场证实法后，被绑架送到房山区。两个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屋里，一个警察在我左侧背对着我站着，另一个警察和我对坐在沙发上。坐在沙发上的警察说：“你站起来。”我就站起来了，他也站起来了。我瞅着他的双眼发正念。不一会儿他说：“请坐下。”我说：“你也请坐。”我们三个人一直在这个屋里坐着，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必须无条件放我出去。”一夜就我说了这一句话。

天亮后，他们把我关起来。我進监室时，有犯人问我：“什么事進来的？”我说：“炼法轮功。”有人说：“也就是十天、二十天就放了。”当时正在播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我没看。

有一天，我睁眼一看电视，正演唐僧师徒四人在天上飞。到第十天下午了，我就想：“怎么还不放我呢？我哪还没做好呢？我得找自己哪里没做好，不能再被关十天哪。”我正在向内找时，警察叫我出去。

在警察办公室里，警察正在写材料，進来一个警察看了一下材料问：“怎么放了呢？”警察说：“不知道，上面叫放的。”我心里知道是我做对了，师父救了我。警察开车把我送到公交站点，说了句“这是通往北京的公交”，就走了。

（五）

我第五次去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看到过来一个旅游团，我正要站出来证实法，突然看到旅游团后不远处有个警察，我就没站出来。

又等了好一会儿，又过来一个旅游团。我想可不能再错过了，我就站出来了，我做头顶抱轮的姿势往前走，看到整个广场上没有几个人，才把手放下了。

（六）

二零零三年，我再一次去了北京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，我已经记不清喊了多少句“法轮大法好”。最后我被拖上警车，拉到了昌平区非法关押。我绝食反迫害，有时被拖到医务室被打针；有时在监室内被犯人摁着灌食；其中骑在我身上的一个犯人说：“我挺佩服你们法轮功的。”有一天，牢头用力踢了我一脚，疼的我半天不敢喘气，肋骨都被踢变形了，疼了好几年。

不到一个月，他们把我送到医院“病犯管理科”，把我的两脚戴着脚镣分着铐在床头上，一只手铐在头顶床头上。主要是给我打针，期间做了一次B超、至少抽了两次血。有一天病犯管理科让大家洗澡，我想我得洗澡，这样才能给我打开手铐和脚镣。

这时一个年轻的小警察乐颠颠的跑过来，给我打开了手铐和脚镣。年轻的政治犯给我搓澡，他说：“我孝敬你，就是孝敬我父母了。”警察还利用经济犯套我是哪里的，我没上当。

负责的警察生气的说：“找个杀人犯来陪你。”他真的找了个杀人犯来了。杀人犯告诉我他亲属的电话，让我出来之后到邮局给他家打电话。

医院费用很大，已经花了三万多元了。昌平的警察来看我之前，不知道医院的人把什么东西套在我脖子上，给我的感觉就象要过去一样，马上就要不行了。

过了几天，来了好几个警察，包括狱医都来劝我吃饭，说放我回家。还给我买了非常鲜艳的衣服和帽子，还有吃的，我就吃了。他们用一种带轱辘的板床推我出去，往出推我的时候我大声说：“再见了同修！”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

警察买了火车票，把我送上卧铺车，我告诉列车员到哪里下车。到站下车出站后，有个司机主动请我上车，我坐车去儿子家。我下火车后，坐上一辆大客车，也不知道哪里上来两个人，把我身上的钱全部搜走了。

到儿子家后，老伴也在。由于我被非法关押一个半月了，胡子长了，儿子给我剪胡子，这时我发现窗前墙上有人走动。早上八点多钟，我、老伴、儿子全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

当时警察写材料时说：“你从虎口又進了狼窝。”我说：“我还在虎口里，只是换了个地方。”这时我看到五个人在门口走过，有人向我乐呵呵的招手，我立刻明了，这五个北京警察跟踪到了我家，一直到我再次被绑架。

在派出所往出抬我的时候，我就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我看到我老伴和儿子还在派出所。我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，我继续绝食。有一天，警察把我送到劳教所，看我身体这样不收。又把我拉回到派出所。我躺在车上，有个警察瞅瞅我，点点头，我也向他点点头。

第二天早上，警察把我老伴找来劝我吃饭，我没吃。又让我儿子买了八宝粥等东西，劝我吃，我也不吃。警察气的把手中的饮料瓶拧的“嘎嘎”直响。

我再次被送到劳教所。到劳教所我躺在地上，来了一个狱医在我胸部触了两下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听司机说：“不收就拉回去得了。”万般无奈下，办案警察把我拉回派出所，警察通知我儿子接我回家。两个人抬我上了车，到家儿子背我進了屋，我立即就能站起来了。我被非法劳教了一年，监外执行。警察勒索我儿子一千三百元，说一千元上交，三百元是租车费。

这是我在那段时间走过的路。为了让世人知道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有多少大法弟子走上了天安门，又有多少大法弟子经历了种种酷刑的折磨甚至付出了生命，那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，是大法弟子的初心！

回首，二十六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望未来，黑暗即将过去，曙光就会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