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大陆法会】修炼之家 在营救家人过程中去人心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九日】我和父母、弟弟一家四口人都修炼法轮大法。早年我们离开了家乡，来到省内一个大城市居住。我们和家乡的同修一直有邮箱联系，在这个城市认识的同修不多。

我们这个修炼人家庭，经常被同修们羡慕的不得了。但是我们这一家四口人，很多执著心长期不去，甚至明知故犯。平时在生活上，在配合讲真相中，总是矛盾重重，僵持不下。久而久之，招来了迫害。九年前，我父母去公园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时，父亲被派出所警察绑架，母亲一个人回了家。

我和弟弟了解情况后，连夜转移了大法书籍和打印设备、耗材；请律师去会见父亲；我们去公安局要人。在很多同修的正念加持下，十天后，我父亲以“取保候审”的形式被营救出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加持，让我们逐渐清除了怕心，增强了正念。回想这个过程，弟子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加持。

一、同修被绑架，不去想同修的缺点

我父亲是一个坚强无畏的人，在迫害最严酷的时期，他在劳教所长期遭受体罚、酷刑，也不曾妥协过。而他性格的另一面，就是固执、专断。他认准的事情，就要一做到底，把别人的不同意见都视为阻碍、干扰。他这个性格往往是家人同修之间矛盾的导火索，有时候矛盾爆发的非常激烈。

不只是父亲，家里每个人都有修炼上的漏洞。尤其我和弟弟，用常人的话来说“都不是省油的灯”。我俩人心一旦被猛烈冲击，不但忘了修炼人的标准，也忘记了为人子女对父亲应有的尊敬。

往往有一种思维惯性，同修一旦遭受迫害，就容易想这个同修平时修炼上的不足，无形中给旧势力的迫害找根据。父亲被绑架后，我也不由自主的这样想。父亲平时的表现，在我的脑海中不受控制的往外翻。我一再告诫自己：这个思想不是我，我一定要排斥它。父亲暴露出来的缺点，绝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。

父亲被邪恶迫害，是我们家四口人整体上的修炼出了问题，不单是父亲一个人的原因。我与母亲和弟弟取得了共识，在谈话中，在思想中，都不要涉及父亲的缺点。定下这一念，我们的思想就没有了杂念干扰，高度集中在清除邪恶、营救父亲这一点上了。

二、强为不是修炼

以前我在明慧网看到一些报道文章，很多正念强的同修，在家人同修被绑架后，反过来控告参与迫害的警察。得知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后，我认为自己和家人也应该走这条路，但是正念又不强，怕心比较重，不敢迈出这一步，所以对自己很失望，内心非常焦虑。

内心焦虑也是我修炼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。我经常给自己设定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达到了，起欢喜心；达不到，就灰心丧气；一灰心，就容易中途放弃。在营救父亲同修的问题上，我这颗心又反映出来了。

后来在一次学法中，我忽然悟到，不是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走同一条路，修炼没有榜样。以控告警察的方式去唤醒和救度众生，这个做法非常正确，但是我的心性没有达到那一步的时候，强为也是不对。我把心态放平，能做到哪一步，就尽量去做，不去事先预设目标。

三、逐渐去掉怕心和依赖心

我们与家乡的A同修有邮箱联系。A同修得知我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鼓励我们上明慧网曝光迫害。我们当时有顾虑，怕警察看到迫害报道，会变本加厉的迫害我父亲，所以没有曝光。

隔了一天，A同修在邮件中问我们：“怎么没看到明慧网消息啊？是不是没曝光？”我当时手头有匿名电话卡，为了同修的安全着想，就离开家给他打电话，说了我们的顾虑。A同修说：“你们走了‘视神经’了！”他的意思是，我们用人的眼睛去看待这场迫害，在怕心的作用下，把邪恶看大了，看实了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们上明慧网曝了光。

后来，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。在看守所接待室，我们看到墙上有看守所警察的姓名、职务，当着警察的面，我们用手机拍下照片，当时也没有人阻止我们。回家后，就把这个信息发到了明慧网。

一次请律师吃饭，跟律师谈了很久。律师说：“他们（警察）最怕曝光。如果你们能联系上海外同修，就让他们在海外呼吁。”我内心真是特别惭愧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揭露邪恶的正念还不如未修炼的律师，都是这颗怕心在作怪。

说起怕心来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每次去公安局要人，虽然一路发着正念，我的喉咙里一直卡着一块东西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我知道这是自己“怕心”太重，反映到身体表面的一种状态。怕归怕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反迫害、营救同修是一定要做的。因为有怕心，我担心自己在警察面前不能正念正行，所以每次要面对警察时，我都在心里事先想好怎么说、怎么做。

比如：去国保大队索取拘留证明，我想警告他们不要对我父亲刑讯逼供，所以计划着要跟警察说：“我父亲平时身体健康，他身体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家属是要追究责任的。”因为我自己的正念不足，这句话是我、母亲、弟弟三个人共同说出来的；警察来家里非法搜查，我要索取警察的警号和姓名，当着他们的面记在纸上，这件事是我和弟弟共同完成的。我还要当面询问警察：你们知不知道“刑法三百条”不适用于法轮功？还是因为我正念不强，这句话一出口，一个警察就象被针扎了一样，一下子跳起来，恶狠狠的说：“你爱找律师就找律师，我们不能给你回答这问题！”

跟正念强的同修相比，我这种“计划好了再去说、去做”的状态，在修炼上很幼稚，很不成熟，就象幼儿蹒跚学步一样，当时我就是这个心性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每一步师父都在加持我，点化我，让我一次一次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不断归正和升华着。

一次，我们三个人去公安局，找国保大队长要人。我一说话，这个队长就怼我一句，态度很凶。这引起了我的思考，联想到我之前提到刑法三百条，另一个警察的态度也是很嚣张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回家后，我向内找：表面上我想救度警察、营救同修，其实内心隐藏着一颗心，希望通过人情打动警察：我父亲年纪大了，我父亲是一个好人，你们把他放了吧。基点不是救度众生、清除邪恶，而是想让父亲回家。

警察本来就被邪恶操控，只有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威严同在，才能唤醒他们的善念。我反而寄希望于警察手下留情，这就是一颗依赖心。当我找到这颗心之后，国保队长的态度就变了，不再那样凶巴巴的怼我了。

我对律师也有很强的依赖心，想让律师替我扛住这个巨大的压力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正义律师一定是刚正不阿、坚毅勇敢的。见到律师后，我有点失望，好象跟我所期望的律师形像不一样。其实这个律师做的很好，与我父亲见面的时候，他鼓励我父亲做好三件事，不要因为管教警察和在押人员对自己的态度好，就被人情带动。还把父亲劝看守所里面的人三退（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）的三退名单带出了看守所，交给我们。

就在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我父亲之前，师父又一次把法理点给了我。当时我们发着正念，目送律师走進铁门。忽然有一念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：律师就象常人空间的一只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另外空间的一只手，两只手合在一起清除邪恶，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法弟子的正念。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是自己的使命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。

四、发正念的巨大威力

我们第一次去公安局要人之前，请A同修通知家乡同修帮助我们发正念。虽然我们所在的城市与家乡相距几百里，但是在我们要人的过程中，家乡同修的正念穿越空间距离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公安局的门卫不让我们上楼，要我们先给国保队长打电话，国保队长态度很差，在电话里说：“我不见！”弟弟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我母亲七十多岁了，跟我们一起等着呢。你不见，我们就一直等着。”国保队长说：“你爱等就等！”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们想，反正他到点要下班，我们就一直等到他下班。结果没过两分钟，他居然不情不愿的走出来了，脸上是一副被“打败了”的表情，我们真的没料到他这么快就来见我们。家乡同修集体发正念的力量太大了，解体了邪恶，他不得不出来见我们。

我们没想到的是，远隔千里、素不相识的外地同修，也在师父的安排下以强大的正念加持我们。我们安排律师住在宾馆后，跟律师谈了我父亲被绑架的情况。律师问：“你父亲经常去那个公园（发资料）吗？”我们说：“是的，经常去。”律师说：“这就不太好办了，如果警察调取公园的监控录像，你父亲很可能被判刑。”我和弟弟听了，心情非常沉重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要和律师一起去看守所。担忧和消极的情绪仍然挥之不去，弟弟的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，我的腿似乎有千斤重，喉咙里又卡着一块东西。我心想：这条反迫害之路真难走啊，如果父亲真的被非法判刑，我和家人要一直顶着巨大压力不断的奔波，看守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监狱、监狱管理局……一瞬间，安逸心、怕心全上来了。

见到律师后，律师拿着手机告诉我们：“同修帮你们发正念呢！”原来这位律师跟一些外地同修是朋友，平时经常联系。外地同修问律师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律师说：“我在某某城市，要去看守所会见某某人。”外地同修说：“好，我们帮你。”意思就是帮律师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。

我和弟弟听了这话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，正念也强了。外地同修的正念加持，给我和弟弟瞬间注入了巨大的力量。律师象一座桥梁，连接了我们和外地同修的缘份。我们的心情平静了，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我们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和律师一起去看守所。

五、从内心深处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

我们坐上了出租车，司机是一个很健谈的人。我们一上车，他就开始说他刚才拒载乘客的事情。一个乘客想去车站，司机说：“车站附近堵车堵的厉害，進去了，就出不来了。现在是早高峰，正是赚钱的时候，就怕车堵在那里出不来。”所以司机就拒载了。结果这个乘客拿手机拍他的车牌号码，要去举报这个司机。

说到这里，司机气呼呼的说：“你举报，我也不承认！我就是不承认！”律师笑着说：“他要是把你的脸给拍下来，你就没话说了。”司机愣了一下，马上说：“他把我的脸拍下来了，我也不承认！我就是不承认！我就是不承认！”司机不断大声的重复着：“不承认！不承认！”

我忽然心里一动，知道这个司机的表现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因为担心父亲被公园摄像头录像，几乎丧失了反迫害的信心。而这个司机，车牌号码被拍照，不承认；脸被拍照，还是不承认。这不是师父在借着他的嘴点化我们吗？我们嘴上一直说着不承认迫害，真的能从内心深处做到吗？

得知父亲被绑架，我和弟弟连夜转移了大法书籍、打印机、真相资料。我们这么做的目地并不纯正，不是单纯的为了保护大法书籍，保护资料点，是为了父亲不被警察抓住所谓的迫害“证据”。一旦发现父亲有可能被录像，被邪恶抓到“把柄”，就把我们给吓住了。这说明我们一直在承认着被迫害，没有跳出来。

彻底的否定迫害，不承认旧势力，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，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不是师尊的点化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存在这么大的漏洞。

六、信任的力量

我弟弟在当地城市认识一位B同修，但接触不多。律师会见我父亲之后，我弟弟说：“我想去找B同修，让她帮我们发正念。”这位同修在一个商场做生意，我就和弟弟一起去了商场。

我是第一次见到B同修，弟弟跟她说话，我只是向她点点头，打了个招呼，基本没说话。但我内心对B同修是充满信任和期待的，可能是刚刚得到外地同修的正念加持，我百分之百相信B同修一定会全力帮我们发正念，她发的正念也一定是威力无穷的。

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弟弟再次见到B同修，她说：“我平时对发正念不太重视，但是这次看到你们这么信任我，我一有时间就帮你们发一会儿正念。”

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，对同修没有任何成见和观念，无条件的信任同修，本身就是一种能改变人的力量。想到我平时对家人同修习惯性的下结论：他有这个毛病、那个毛病；他遇到这件事，一定会这么办，遇到那件事，一定会那么办……我越是这样认为，家人同修就越按照我这个观念去表演，反过来又印证了我的结论，不断加强我对他们的成见与观念，日积月累，形成了庞大的物质，就象“灰色的大山”，阻碍着同修的升华。

如果我对每一个同修都能毫无保留的信任，真诚的期待，还会和家人同修产生那么多的隔阂与矛盾吗？

七、救度众生，一个都不能少

警察到家里非法搜查的时候，是两个女性社区工作人员带路的。两个警察穿着警服，在我们的询问下说了姓名和警号。还有一个男的没穿警服，我们问他的姓名和警号，他不耐烦的回答：“不用问了！我是社区的。”后来我们发正念的时候，真的就忽略了这个人。

有一天，我绕着公安局边走边发正念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这个人穿着警服从公安局走出来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明白了这个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也就没有把他当作需要救度的对像。师父安排我看到了这个人，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为他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的邪恶，救度这个生命。

其实，不管是社区人员还是警察，只要参与了迫害，我们都应该为他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，这个人的本性才能显露出来，才有可能得到救度。我们极力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，而忽略社区人员背后的邪恶，其实是不够慈悲，发正念的基点不纯正。

从表面上看，警察好象是“有权”放我父亲回家，而社区人员没有这个“权力”，所以就集中精力针对警察发正念，对社区人员只是捎带着发。其实谁都没有资格决定大法弟子的命运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师父把所有众生都托付给了大法弟子，如果我们的基点完全放在救度众生上，我们就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参与迫害的人。

后来警察同意给我父亲办理“取保候审”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松懈，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我给国保队长写了劝善信。从此以后，我一直在明慧网上关注这个国保队长的消息。

几个月后，明慧网报道了这个国保队长又参与了迫害。我跟同修借了一张匿名电话卡，给他发了劝善短信。后来我们有事去公安局，再次见到国保队长，我父亲当面劝他三退，他没有答应，但是也没有了当初的邪恶气焰。

结语

父亲最终能走出看守所，与他本人的正念有直接关系。他坚决不配合警察的任何指令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在看守所坚持炼功、讲真相。再加上各地同修的正念加持、家人同修在营救过程中的互相配合，形成整体，都是解体这场迫害的关键因素。

回想这段经历，整个营救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，都有师父慈悲的点化，让弟子不断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走好这条反迫害的修炼之路。

我常常想起明慧网文章中的一个故事：一个修行人在沙漠上行走，总能看到两排脚印，他知道是神在与他同行。在最艰难的路途上，却只看到一排深深的脚印，他以为神不管他了，神在他耳边说：“那是我在背着你走啊！”

多年以来，师父的慈悲点化一直伴随着我：在我迷茫时，为我指引方向；在我消沉时，鼓励我振作；我再不精進，师父也从未放弃过我。师父引领着弟子，一步一步的走出人的观念，走向神。

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！我要多多学法，勇猛精進，清除一切人心观念，真正同化真、善、忍宇宙特性，完成自己来世的誓约。

弟子叩谢师尊！

（2026年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稿）